每次你都以为自己完全没有问题，闪回就会出现，然后到你崩溃，然后再次好起来直到再次崩溃。——匿名用户
有医生刚脱下工作服，巨大的压力让其瞬间变身「小女生」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；有不知如何宣泄情绪的医生，表面上看一切正常，却因不能休息、无法轮换出现「应激障碍」。
武汉市民以两种心理问题居多，一种是「疑病症」，即就医检查显示「没有异常」，但仍不能打消顾虑，常伴有焦虑；一种是「强迫性恐惧」，防疫物资一应俱全，但依然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恐惧。武汉之外，普通公众看到疫情的现状后，因为共情和同理心，间接导致身心出现困扰，甚至精神崩溃，形成「替代性创伤」。
这是南方周末记者在武汉前线调查采访后写下的文字，同时告诉我们一个绝望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：
即使疫情结束了，也很难让一切回到原点，与身体上平安相反的，是心理中的悲观。
「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听到他们的哀嚎。」「我讨厌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应该活着，如果就这样死了，那应该会很好。」「为什么死的人，不是我！」...那些关于疫情的记忆与伤痛，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闪回，像突然熄灯后的深夜，满眼黑暗，与恐惧。
这些黑暗中的恐惧，有一个共有名词：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。
01
知乎上有个问题：罹患PTSD是怎样一种体验？
个回答，个故事，更像是无奈的呼救。原来，活着真的会用尽所有力气。
据央视网，医院超3成以上护士有轻度焦虑和抑郁。
武汉重症隔离病房里的护士平均年龄只有25岁，最小的刚刚满20岁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传染病防护。
他们还是孩子，面对生死挑战他们也会紧张惶恐，普通人这个年纪还不会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与死神交手抢救生命。
他们每天接触着大量的确诊病例，亲眼目睹着一个个重症患者撒手人寰却无能为力。在病*猖獗的最深处，他们努力地抢救生命却又吸收着我们看不到的负能量。
某公益平台的心理医生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求助案例：
有位医生是第二批上抗疫前线的队员，第一批队员下来时，已经有人被感染。后来，他们这一批跟着上了。
上前线不久后，身边的同事开始出现感染。但因为防护服有限，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一般十几个小时上一次厕所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被感染了。
在被替换下来后，为了节省稀缺的医疗资源，他决定在家自我隔离。此时第三批队员正准备上前线，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。
因为负责的是重症监护室，他时常会看着一些患者离世，患者家属的情绪也会不好，偶尔还会言语攻击医生。
在家隔离的那段时间，他想了很多。各种情绪叠加，孤独无助的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职业的意义。
求助电话里，他开始背诵医生的入职宣誓：
「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，我宣誓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；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；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；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……」
整个过程，他都在痛哭，每一句话里都充满着对患者的自责。
我们现在回想起以前的普通生活，才发现那是多么奢侈的幸福。
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，Post-traumaticstressdisorder），指个体生命受到威胁或者目睹他人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后，个体所表现出的精神障碍，在遭遇重大灾难性事件后持续或者延迟出现的深度悲伤表现。
在生活中，我们遭遇到的应激源其实有很多。大到地震、火灾、车祸、战争、瘟疫等；小到目睹他人去世或者身边重要的人去世等。
08年汶川地震后，受灾人群一般会产生情感迟钝、抑郁甚至是恐惧等各种精神障碍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很多人产生了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。调查显示，地震中的幸存者，奔赴重灾区的志愿者和非重灾区的受灾群众，都或多或少会患有PTSD。
02
截止3月18日15时，这次疫情共造成全球范围内人感染，人死亡。
我们惋惜、无奈、祈福的同时，往往忽略了病人、逝者的亲友，他们同样遭受着心理折磨。
疫情初期，大多数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刷新疫情数据。不断增长的数字牵动着紧绷的情绪，再难平静。
对未知的恐惧，对一线的担忧，对自身生活受到影响后的无奈。
于是，「创伤后应激障碍」「替代性心理创伤」等心理疾病开始被更多人
